延安整风的背景

延安整风是提高党员觉悟、增强党组织战斗力的成功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伟大创举，我们要了解延安整风的背景，还要从王明回国这一个故事讲起。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在国民党代表张冲的陪同之下，乘坐飞机到达了延安，王明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是国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委员，还是共产国际的候补书记，所以王明的地位当时是比较显赫的。所以王明到了延安以后，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还有博古等等都一起到机场去迎接，这个场面在延安来讲就是很大的场面了，在机场毛泽东致了热情的欢迎词，当天晚上，中共中央还举行了宴会和欢迎大会，但是王明并不领情。王明到了延安十天后，就是1937年12月9日，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王明在这个会上做了个长篇讲话，王明提出来我们要服从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不仅是组织上、形式上的改编，红军也要听蒋委员长的指挥。王明这个讲话在党内造成了一些的消极影响，12月的政治局会议，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没有做结论，没有形成决议，要形成决议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那我们党原来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哪里去了？没了。12月中央会议上，在组织上也做了一个决定，要成立一个长江局，长江局由周恩来、董必武这些领导组成，主要是管长江以南我们党的工作，在一个成立中共中央代表团，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参加，这个代表团的主要任务就是和国民党进行谈判，12月23日这两个代表团到了武汉，到了武汉不久王明就提出来要召开一个联席会议，他在会上宣布这两个组织合一，对外叫中共代表团，对内叫长江局，然后由王明任临时书记，周恩来当副书记，这个是没有经过中央同意的，到12月25号王明没有经过中央同意擅自发表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公开发表对当时的重大问题的看法，这是要经过中央讨论的，王明没有经过中央同意就擅自发表了。到了1938年2月，他又擅自发表了一个《毛泽东先生答新闻记者问》，这一个也没有经过毛泽东的同意，到1938年的5月，毛泽东在延安做了一个《论持久战》的重要演讲，这个演讲对整个抗日战争的形势和我们应该采取的战略步骤做了全面的论述，中央指示，要把《论持久战》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王明不同意发表，从这里可以看出，王明对党中央、对毛泽东所采取的态度了。

1938年7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了延安，王稼祥这次回来，带来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明确的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内部要以毛泽东为核心，加强团结，王明就不要争当领袖了，这个指示是非常明确的。当时中央让王明从武汉回到延安来，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王明不回来，王明说要王稼祥到武汉去传达，他不回来，实际上是一种抵制的态度。接下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结合我们党内的情况，准备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批判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而且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个命题。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央作出了一个组织的决定，撤销长江局，分别成为立南方局，中原局和东南局，南方局由周恩来统一领导，中原局由刘少奇统一领导，东南局由项英统一领导，那么把原来的长江局一分为三，这个大家一看就清楚了，没有王明的事了，这三个局一成立，周恩来、刘少奇、项英分别负责这三个党的派出机构，到1940年的1月，毛泽东发表了一篇纲领性的著作，叫《新民主主义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都做了全面的论述，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性文件，但是王明不赞同，他不同意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王明既有“左倾”又有“右倾”的错误，对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中国共产党如何纠正错误，领导中国人民走上胜利呢？

王明对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

从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以后，将近两年的时间，中央领导的内部思想是不够统一的，步调是不够一致的，气氛也是不够和谐的，到延安整风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已经从1935年的四万人增加到七十多万，这些新的党员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对于理论的素养和能力都比较弱，怎样提高我们党员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也是党中央在认真考虑的问题。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党怎么来领导中国的革命推向前进呢？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一个《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个重要的演讲，在这次演讲里面，毛泽东就讲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两种态度，一种是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把马克思、列宁的话搬到中国来，犯了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还有一种态度，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把它结合起来，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斗争，那么这两种态度，当然是后面的态度是正确的。就在这篇演讲里，毛泽东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尖锐的指出它们的性质，毛泽东说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文章里，毛泽东还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写了一篇对子，毛泽东写到：“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大家一听，这个对子非常形象，非常生动，他实际上是给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画一个像，有些同志提出来这个像是不是有所指啊，我认为毛泽东的这一个对子是有所指的。指向谁呢呢？我给大家讲一讲王明和博古的故事。

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小礼堂召开的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油画）

王明21岁就到莫斯科去学习，1929年才回到中国，1931年中央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把王明推到一个中央重要领导岗位，他当年只有27岁，博古到苏联学习的时候更小，才19岁，1930年博古回到了国内，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担任干事，到1931年中央成立临时中央，当时王明又到苏联去了，博古就成为临时中央的负责人，他才24岁，他们当时还说一句话，说古人说半部《论语》能治天下，我们有那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就不能治中国？毛泽东所做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延安整风拉开了序幕。1941年的7月和8月，中共中央发了两个决定，一个是《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第二个决定是《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就是针对着王明、博古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来说的，整风运动他是先从党的高级干部开始，1941年的9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九月会议，这次九月会议对整风运动进行了具体的部署，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做了一个重要讲话，而且毛泽东的讲话对我们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三次“左倾”错误做出了深刻的分析，这也是延安整风的一个思想武器，毛泽东这个报告特别提出了一个问题，要划清一个界限，什么界限呢？就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王明、博古他们是教条式的，只知道机械的搬用马克思主义的言词，那么我们党从农村包围城市开始走过来，是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这两种态度就非常鲜明了，至于整风的形式，1941年开始，以学习文件开始，党中央组织了一个高级学习组，先从高级领导干部，从中央开始，学习文件，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然后对照、检查，就从这地方开始推进，这个学习除了学习文件以外，还要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教训，还要对照，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对照自己的思想，对照自己的工作，进行检查，要联系实际，所以这时候第一个阶段在高级干部当中就展开了。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部分）。中央档案馆藏

这时候，王明和博古这两个人对整风运动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1941年10月12日，王明就说他病倒了，从这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参加整风活动，他没有参加活动当然就没有检讨，没有什么对照检查之说，更没有表态，这是王明的态度。和王明态度不一样的是博古，博古自始至终参加了延安整风的学习、对照、检查，态度非常诚恳，因为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国内主要是博古在那里执行的，所以博古在讲到第三次“左倾”路线给党造成的损失，许多同志在错误路线的指导之下牺牲了他非常沉痛，甚至痛哭流涕，他在检讨当中有一句话非常深刻：他说他自己罪孽深重，百身莫赎。他死一百次也很难挽回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所以他的检讨得到了中央领导和党内很多同志的谅解。延安整风以后，他参加了中央的很多工作，王明他就一直坚持自己的错误，全国解放以后，他提出来他有病，中国没有条件治他的病，他1956年1月，经过中央批准，他到苏联治病，一直到1974年在苏联待了18年，在莫斯科病故，结束了他的一生。他们两个人的不同态度，也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王明（左）、博古（右）

延安整风的具体内容

从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以后，将近两年的时在延安整风前，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还不够成熟，时常犯“左倾”和“右倾”错误，而无论是“左”还是“右”，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指示结果，都是教条主义的表现，这就说明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很好的结合起来，因此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而延安整风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在充分酝酿和准备的基础上，延安整风于1942年全面展开。

1942年的2月，毛泽东做了两个重要的报告，一个是《整顿党的作风》，第二个报告是《反对党八股》，这样毛泽东的三篇报告就都出来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毛泽东三篇报告的问世，为中国共产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延安整风整什么呢？就整顿“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那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呢？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提出来，整风运动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方法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还说，我们共产党的队伍要整齐，武器是好武器，这样子的党就没有任何敌人能够达到我们。在这几个报告中，他还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留美博士，从美国取得了博士学位回到了国内，他爸爸非常高兴就问他，就问他你在美国学的什么，这个留学生就说我在美国学的是烹调，他爸爸说好你给我炒个鸡蛋，这个留学生就搬了几本洋书在那翻炒鸡蛋怎么炒，这边锅也热了，火也旺了，油也燃起来了，等他把炒鸡蛋的步骤、方法掌握好以后，这个鸡蛋都糊了，他的爸爸非常生气，就扇了他两耳光，他说你打我是可以的，但是你打的耳光，不如外国人打的好。毛泽东讲的这个故事，很明显是讲批判教条主义。

1942年的4月，中宣部公布了整风学习的18个文件，后来又把18个文件，增加到22个文件，因为整风首先是从学习开始的，而且有明确的规定，分三个阶段，要学习文件，要联系实际，要对照检查。围绕的就是解决学风问题、党风问题和文风问题，所以延安整风是从1940年准备，41年启动到42年全面展开，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延安整风前后，毛泽东就发现，延安的文艺界存在着很多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脱离了抗日战争的实际，也脱离了人民群众的需求，鲁艺还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音乐会，演员都是洋嗓子，唱的表演的都很精神，结果问老百姓你们有什么感觉？当时有个老百姓说这个女的像猫叫，这个男的像驴叫，毛泽东发现这个情况以后，这个文艺工作的方向有问题，他做了好多的调查研究，最后毛泽东就下决心，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毛泽东最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结论中明确提出，革命文艺必须与工农兵相结合，必须为工农兵服务。这就是革命文艺工作的一个方向，在随后一段时间以内，延安附近还包括各个根据地都在内，出现了很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所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整风是全党的整风，为什么叫延安整风呢？是在延安发起的，延安是重点，延安是中央所在地，所以习惯叫延安整风，但是各个根据地情况不一样，像华北几个根据地，当时1942年已经开始动员整风了，可是这时候日本军队采取了对华北根据地的“大扫荡”，在敌人来“扫荡”的时候，你怎么能坐下来整风呢？所以各个根据地就决定，把整风暂时停下来，先对敌斗争，所以一直到1943年有些地方对敌斗争任务重的一直到1944年这个整风运动才完成。

讲到延安整风，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抢救运动，在延安整风的中间和后期，有一个审干运动，这个审干运动，还是有必要的，但是教训在哪里呢？就是审干运动扩大化了，到1943年的7月15日，延安整风已经到后期了，这是抢救运动的高潮。15天当中，挖出了1400多名特务，这个面就明显扩大了，引起了党内很多的不满，人人自危，不知道什么时候抓特务抓到自己头上，这个抢救运动主要是康生搞得，后来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去了，毛泽东感觉到这样子不行，到7月底中央就下通知，停止抢救运动，大部不捉，一个不杀，就是对抢救运动的大部分不逮捕，一个也不要杀，所以实际上这个抢救运动就搞了半个月的时间，但是也造成了一些影响，使受冲击的一些人心情非常郁闷。毛泽东主动承担了抢救运动的责任，他多次向受伤害的人脱帽鞠躬，赔礼道歉，化解了很多同志的怨气，那么在延安整风的这几年过程当中，抢救运动是一个曲折，是一段失误，我们不能因为抢救运动而否定整个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的评价

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运动从酝酿到完成经历了五年的时间，这一个过程，对每名共产党员来说都是一次精神洗礼，也是和以往“左倾”“右倾”错误路线的彻底决裂，延安整风作为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包括共产国际的指示、苏联的经验都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采取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我们党从思想上、政治上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为我们党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

第一方面，延安整风是一次全党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我们党内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曾经出现过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国产国际指示苏联经验神圣化，一个教条化，一个神圣化，这两个倾向都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延安整风作为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包括国产国际的指示、苏联的经验都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采取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第二个方面延安整风实现了党的团结和统一。通过延安整风，他们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了党的团结，这个团结是在正确路线的指导之下，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团结，这个团结在组织上也有明显的表现，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做出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的决定，选举毛泽东担任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两个主席，这就为我们党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

第三个方面延安整风创造性的运用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党内矛盾。我们说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不管是共产党和其他政党，任何一个政党都会有矛盾，不可能没有矛盾，关键在于不是有没有矛盾，而是采取什么样的正确方法来解决矛盾，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教训，在十年“内战”时期“左”的路线推行的时候，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延安整风解决我们党内的矛盾是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用这么一种方法来解决党内的矛盾，这是成功之举，达到一个既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的这样子一个目的，延安整风的成功经验，对我们党后来党的建设，起了长期的指导作用，时至今日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在继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是党的作风建设，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延安整风的经验，要依靠我们党自身的力量自我净化，不断提高我们党的理论素养和执政能力，真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当中发挥核心领导作用。这是我们今天对延安整风的继承和发扬。

来源：央视百家讲坛、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