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发表的三篇重要文章，通过这三篇文章，毛泽东深入浅出地揭示出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一扫质疑革命前途的重重阴霾，化解了悲观和迷茫的消极情绪，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道路自信。

革命重心由城市向农村转移，尝试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道路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付诸东流。面对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人奋起抗争，举行了上百次武装起义，但由于都以攻占城市为目标，敌我力量悬殊而均遭失败。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也因敌强我弱而受到重创。面对危局，毛泽东审时度势，毅然放弃攻打长沙的原定计划，引兵井冈，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毛会师井冈山，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初步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1929年1月，朱毛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千里征战，逐步创建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的创新，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闻所未闻，在国际共运史上也从无前例。

然而，毛泽东的探索实践从一开始便充满艰辛坎坷。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频繁地对根据地“进剿”“会剿”，使得中国革命陷于低潮，而根据地斗争残酷、环境险恶、物质匮乏、条件艰苦。当遇到败仗、四面被困、强敌围追时，许多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离开城市到农村搞武装革命是否行得通？另一方面，毛泽东把革命重心由城市向农村转移，尝试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道路，毕竟与当时中央流行的“城市中心论”相违背，非但得不到认可，反而遭到“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等种种责难。

所有这一切，促使毛泽东必须及时地对实践探索进行理论分析、总结和汇报，努力解答对时局判断的种种疑问，澄清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悲观认识，破解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的现实难题，指明中国革命的根本方向，排除上上下下各种错误思想的一再干扰。为此，毛泽东连续写了三篇理论文章，即《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原名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井冈山的斗争》原是毛泽东在1928年11月代表中共红四军前委起草的对中央的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题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三篇著作是一个整体，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分量最重，影响也更为深远。

论证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之后，党内一些人曾发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对此，毛泽东在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在代表中共红四军前委于1928年11月25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阐明了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还科学地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强调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具备的。不过，这时毛泽东还未形成全党应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的思想，这个思想是在稍后的继续探索中明确起来的。

毛泽东重新担任前委书记后，十分重视党内军内弥漫的悲观情绪。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利用难得的战斗间隙，在古田赖坊一家店铺的阁楼，秉烛夜书，写下了一封长信，批判当时党内的一种悲观思想，即后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用词比较委婉，但论据充分，思想深刻。正如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所指出的那样：“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

当时党内一些同志的思想问题表现为“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这不仅是一种有害的精神状态，一种片面的形势分析，更是一种消极的未来预期，无疑是“现在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毫不含糊地予以了辩驳和纠正。毛泽东指出：“他们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他们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内也没有建立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毛泽东认为这一思想的错误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一件事认识清楚”。

1929年4月，针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某些人担心农村斗争超过城市斗争将不利于中国革命的观点，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四军前委还明确地提出了“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思想。

毛泽东冷静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以及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认真总结了井冈山斗争两年多来农村武装斗争的经验，严肃批判了夸大革命主观力量的盲动主义和看不到革命力量发展的悲观思想，系统阐明了建立红色政权的必要性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科学论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小块红色区域存在发展的可能性，明确提出了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路线与政策，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他信手拈来而又恰到好处地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形容当时的革命形势：“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革命的力量虽然小，但它的发展是很快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科学论断，鼓舞无数革命者的战斗意志，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

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他深邃的战略眼光，善于通过理论创新引导中国革命的航向。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是他一生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毛泽东强调“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反对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看问题，主张用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眼光看世界，不被表象所迷惑，不被乱象所困扰。毛泽东的三篇文章，尤其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光辉著作，实际上已经开始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这一思想，是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

毛泽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和革命形势，系统研究各种社会矛盾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创造性地运用了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性的原理，深入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全面论证了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由此得出中国革命有利用敌人弱点在农村首先取得胜利的可能性。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斗争所作出的新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揭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这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昭示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硕成果已经应运而生。

1936年，在保安的窑洞里，毛泽东曾对斯诺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字里行间都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时局以及革命力量和革命条件的充分信心，这种自信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来源于对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清醒认识，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诚如毛泽东所言：“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科学论断，鼓舞了无数革命军人的战斗意志，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在毛泽东诗词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那就是“红旗”意象频繁出现：“旗号镰刀斧头”“山下旌旗在望”“红旗跃过汀江”“风展红旗如画”“风卷红旗过大关”“不周山下红旗乱”“红旗漫卷西风”。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把武装割据的革命红旗插上了井冈山，插到了赣南闽西，插到了延安西柏坡，最终插上了天安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指明的具体革命道路，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它的思想内涵却有着不可磨灭的当代价值。如今，中国人民正以昂扬的斗志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会出现种种挑战和困难。但是，毛泽东那豪迈的语言在我们耳畔久久回响：“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